我常常觉得，在各种大众语境（例如高中课堂，一些常见的著述中），我们的诗圣常常是以一种心事重重、老迈衰庸甚至于老气横秋（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列出一串）的形象示人的。关于这形象到底对不对、是否符合杜甫的真实形象，我觉得颇可以讨论；大家也确实很容易理解，一般的观点在突出杜甫悲天悯人的一面的时候势必也会要尽可能地隐藏、避而不谈他的另一面。但这种"偏见"是有道理的；它毕竟反映出了杜甫本人有别于大众的某几种气质，而这些气质无论是体现在杜甫这个人身上，或者体现在杜甫的创作中时，往往都受到了程度不等的美化。
具体是什么气质呢？粗浅地说，我认为至少有这三种：村气、官僚气与学究气。但这三种气质不是截然可分的，而是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甚至往往在一首诗里并同出现。以下的论述纯属个人观点，望无以信口开河责我。
“村气”------应该说前人对此早有论述。宋代杨亿著名的"村夫子"之讥，即是绝好的说明。固然他的指摘不免偏激，但我看杜诗却也难逃此咎。试对比《客至》和《宾至》两诗，可谓一目了然：“老病人扶再拜难"老态毕现，对比"但见群鸥日日来"的自在洒脱，高下立判。更不用说"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这两句，几年前初读此诗，便觉结句粗鄙不雅，如今再看，纯然王夫之所批评的"枯管败荻之音”，狭隘窘迫一至于如此！我所想表达的"村气"正在于此，不是通俗、接地气，是庸俗乃至于粗俗，境界凑泊，满眼寒伧气、寒乞相。请看杜甫晚年诗歌，口口不离"朝廷圣明、腐儒无能"，往往以此种结句收尾，不可胜计，这里就不列举了；无端夸大自己的贫困（这是郭沫若的观点），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王夫之说这种诗方是"老杜本色"，虽未免刻薄，但拿去批评夔州诗却不无道理。无怪乎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诗"不及其前一节诗好"------做了"小地主"，村气就显露出来了。（甚至发牢骚的诗也是这样。“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和李白相比，又如何呢？）
再看"官僚气"------这一点我觉得无需多讲。杜甫的应酬诗，特别是涉及到官场一方面的，少有佳作，和盛唐诸人所作实在难以相比；哪怕是和"奉和圣制"一类诗比，写得也不见得好。杜甫有些观点，在当时已经落伍；写到诗歌里头，如《牵牛织女》，“男儿须读五车书"一类，难免使人捧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喜用公文用语入诗，收个稻子也要"检校”，也使人无如之何。
最后是"学究气"------杜甫的用典历来为人称道，以至于有"无一字无来处"之说；对此，并无意去哗众取宠式地反对；但是否像一些人吹捧的那样神妙恐怕也不至于。想起苏轼曾奚落孟浩然"韵高而才短"，我看这话就很值得商榷。“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用典，却来得那么自然、天成，不费力气，可见说孟浩然"才短"也是一种偏见。非要罗列典故、夸夸其谈才算大才么?平心而论，杜甫用典，有得有失，自然用得好的居多，也有少数生涩难解的如"五云高太甲"“中自诛褒妲”，但并非主流。所恨的是后辈诗人有样学样，乱学一气，就不足为训了。（以及律诗模式化）这就讲到诗学的转折上来。
我们说杜甫被尊为诗圣，有他自身诗学成就的原因，有宋人树立道德偶像的现实需要，但更在于时代对于杜甫风格的有意的挑选。诗风诗学之变，不是由于杜甫的探索，所以要变；是诗风、诗学走到了头、达到了峰顶，它自己就要变；而杜甫的个人特质，在诗歌中体现为不避悝俗，追求险怪，以及个性中某些偏狭的方面（《旧唐书》：甫性褊躁，无器度），由于时代的选择而最终发扬光大，影响了无数诗人。于是中唐人学其险怪、爱发牢骚（参见韩愈、贾岛），宋代人去杜甫偏狭部分（《新唐书》删掉了上面那句话，耐人寻味）而追求个性上更"安全"的一面，学其好用典故的书房气和忠于朝廷一面，间或插入一二俗语以炫耀作者艺术上的大胆。但仔细思考：这样就一定是诗学上的"进步"吗？有些人以杜甫开创宋诗风格为宋诗找理论依据，实为颠倒因果，毫无逻辑；而以此吹捧杜诗的若干"探索"与"特质"，更是难以使人信服。
我想，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生命周期；古典诗歌至盛唐，已趋于终极；后来者虽偶有了悟诗道，能取法盛唐余韵的大诗人（如韦应物。朱熹说他的诗"气象近道"），或灵光乍现，构出一二佳作，终是不可能再现盛唐的高度；追求险怪，也只是面对死胡同的权宜之计，而非什么伟大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杜甫确立了律诗，特别是七律的范式，“这一句该写什么”"那个典故怎样用"都有所依傍，而后来者不过亦步亦趋，玩玩比拼掌故与辞藻的填字游戏罢了。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就是"诗艺"的奥义，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变化是永恒的。无论盛唐诗怎样花团锦簇、盛况空前，诗学都要变，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从盛唐到中晚唐以至于宋诗，也是必然。但何以见得就是变得更好呢？或者，是不是新的形式更能适应？不管怎样，我相信中国现代诗的"盛唐"或曰峰顶，还远未到来；因此，无论现在再怎样低谷，往后走都是上坡路。这，大概是对我这样一个厌倦了现状的人的唯一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