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社区中对于王荆公的讨论，我也想起了当年对于他与熙宁变法的一点管窥之见，在此分享出来，也望诸君不吝赐正，谢谢！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熙宁变法中的政治经济逻辑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这是王安石的诗句。诚如他主导的熙宁变法一样，生于英雄的振臂呐喊，却终于"国贼"的千夫所指，无疾而终。熙宁变法何以出现，何以夭折，又何以历经千年仍然处于史学界交相论难的漩涡中心？作为喜欢经济史的学生，我希望能在经济史的基础上浅探熙宁变法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一、政治家王安石与宋代官僚地主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利阿诺斯曾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是由政治家统治的国家，而是地主和官僚管理的国家”。依我之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虽然较为鲜见，但也并不是从未站在庙堂之上挥斥方遒。王安石就是其中最复杂也最典型的一位了。
政治家与官僚有什么区别呢？其间差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当官对于官僚是目的，对于政治家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官僚政治的本质，在于以最高级官员（帝王）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官僚体系的主体由无数掌握权力，服务最高级官员，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组成。其本质就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管理阶层。由于官僚体系中人人为了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着想，且人人都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而更加倾向于因循祖制，对现行制度有着强大的惯性。宋代作为"文官天堂"，正是中国古代这种体制的典型案例。邓小南教授就曾提到，宋代政务常以"故事""太祖旧制"为指导，"祖宗家法"影响深远。虽然名为家法，然而从九卿制度的家国不分和三省六部一个个从禁中搬出宫外，由皇帝私属机构转变为正式的行政机构的史实就能看出，"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家国一体是维系政权稳固的基础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家法"成为"国法”，而官僚体制也自然成为了祖宗家法的执行者，是皇族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然而，北宋在历经五代帝王，百年浮沉之后，过度固化的官僚体制已然成为了变革的阻碍。不断加入官僚队伍的新科进士以及通过"恩荫"入仕的官宦子弟已然在制度优待下成为了庞大而臃肿的力量，是为"冗员"。过度收编征募的军队人数破百万，然而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吃空饷现象严重，是为"冗兵"。由于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边防空虚，不得不向辽夏缴纳岁币换取和平，是为"冗费"。在仁宗年间，朝廷尚能维持收支平衡，然而到了熙宁初年，朝廷空拥世界最强大富庶的帝国，却已然无力维系官员的薪俸。
官僚地主阶级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严重的土地兼并必然摧毁自耕农阶级，从而导致流民，动乱，埋下国家行政体系崩解的种子。宋代虽然"财货雄富并世之冠"，然而"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小农的苛捐杂税比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朝廷却无法从豪强大族的手中取得有效税收。盛世之下，地方豪强正在飞速蚕食国家的统治基础。变革已然成为帝国高层的共识。
其实早在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展"庆历新政"着手改变"三冗两积"的不利局面，然而却由于"摧抑豪强"的本质而受到强势反扑，最终落得被"诬以朋党"的下场，不幸胎死腹中。
然而，神宗即位时，花团锦簇下朽烂的现实已经让皇帝定下了厉行变革，不畏险阻的决心，此时，一个同样志存高远且百折不挠的"拗相公"出现了，他就是王安石。
虽然史学上对于王安石的历史评价莫衷一是，然而对于王安石的公私道德却大致相同。与固步自封的官僚子弟不同，王安石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曾留下"囚首丧面"的典故，也曾与萧氏子同食胡饼，不论正史野史中，王安石"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理想家形象都相当一致，其不慕名利，一心为公可见一斑。王安石早在鄞县知县任上就曾实践过用贷款接济青黄不接的贫农，成为日后青苗法的雏形，在地方政绩卓著而屡屡恳辞馆阁之职，意欲"少施其所学"。而在长久的收敛锋芒之后，他也"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二、增量与存量
王安石一上位，就像神宗和整个大宋官场提出了变法的核心纲领：富国强兵，而且是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富国强兵。开源节流不一定要以增加人民负担为代价，相反，新法能一改宋朝的萎靡，带来"官民两利"的新局面。
然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者却对此大为疑虑：“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公家既竭，不取诸民，将焉取之？”。司马光认为，在社会财富与生产力无法获得重大提升的情况下，官府用度的扩大必然会掠夺民间财富，国虽富而民贫弱，不可取。
林语堂大师显然也更认同司马光的观点。《苏东坡传》中这样写：“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凭常识即可相信一国财富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有生产与分配，在王安石的时代，增加生产并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因此只能提高国家的税收”。在他眼中，比起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司马光显然更为务实，更能体察社会本质和宋代的经济基础。就连宋史界泰斗王曾瑜先生也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各项政策多反复，且在行使之初就清楚会为百姓增添负担的情况下仍然以帮助民众的名义行盘剥小农阶级之实，从一开始就是"口不应心，言不符行"的伪政，恶政。
但是如果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中，富国必然导向人民更高的负担也有失偏颇。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工业化大生产其实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果而非原因。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并非在工业革命之后才独步全球，而是在工业革命前就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广大的殖民体系和国际贸易航路，在社会财富和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才开始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然而，在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的发展一直备受限制。武帝朝的盐铁国营和不告缗令，把所有的社会财富都导向土地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宋代对商业的严格限制多有解除废弛，因而才缔造了经济繁荣远迈汉唐的一代盛世。虽然土地兼并，贫富矛盾问题仍然严峻，然而经济比之前代，却是实实在在地增长了。因此，农业社会没有生产力增长，也没有经济增长的观点显然有其局限性。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司马光搞错了阶级对立的方向。司马光认为帝国财富只在朝廷和民众手中，官富则民贫。然而，宋朝却呈现出一种古怪的景象：富不藏于国（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也不藏于民（平民生活依然困苦），而是藏在各地的官僚地主手中。
换句话说，阶级对立不一定非得是官民矛盾，但一定是食利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官僚地主借手中的权力欺上瞒下，对下兼并土地，田连阡陌，对上则欺君罔上，用朝廷财赋中饱私囊。由此观之，官僚地主阶级才是社会财富最大的蠹虫。
因此，王安石所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论是在提升增量意义上还是在重新分配存量意义上都有实现的理论可能。宋代如此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也完全值得更合理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配。
然而，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真的能找对方向，抓住机遇吗？
三、唯上，国企与党争
谈论起熙宁变法变质与失败的过程，我们大略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错位感。“旧党"中不乏政治，历史，文学界的巨擘，群星璀璨，然而新党中除了王荆公一位振振君子，余众却多为奸佞小人。其中有恩将仇报，趋炎附势，被称为"怀张汤之辨诈，有卢杞之奸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的吕惠卿；大言不惭"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连皇帝都说"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的邓绾；还有宋代第一大奸相，"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的蔡京，对他"欺君妄上，专权怙宠，蠹财害民，坏法败国，奢侈过制，赇贿不法者，蔡京始之"的骂声更是千百年间不绝于耳。为什么新党多小人？为什么睿智过人的王安石偏偏选择了与这些人为伍？问题就出在"唯上"这一官僚体系最本质的问题上。
王安石想推行变法的本来目的就是裁抑官僚地主来利国利民，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又不得不依赖官僚来实现。然而官僚地主却不会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财富与社会资源，因而最后因为推行新法政绩卓著而上位的就都变成了不惜盘剥人民群众，甚至打压同僚来谄媚上官，获得权势的唯上者了。多数旧党也曾经支持改革，但是王安石的急功近利和强硬手腕势必伤害民众利益，进而伤害整个帝国的统治基础，真正心向黎民者因为政绩不佳，甚至被扣上"阴阻新法"的帽子而被贬抑，那些自私自利，一心唯上的"小人"们，却被当成了"能吏"被不加甄别地提拔任命，那些青史留名的君子们，即使是变法原来的支持者自然也全部被推向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毛主席所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革命宗旨，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完全失败了。王安石豪情万丈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让自己树敌无数，可惜波诡云谲的政坛里可没有编剧来同情他。无怪乎他要在思想和政治主张上极尽独断专行之能事，但是在应声虫各怀鬼胎的附和声中，又有多少人是真心相待呢？
变法中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资本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带来的混乱与腐败。王安石变法中的大部分政策非但不反动，反而相较于时代而言十分超前。比如青苗法中政府开展的借贷业务，颇有近现代国家金融资本的意味。然而，成也"国企"，败也"国企"，当代的国家资本都因为"代理效应"而常常成为滋生腐败与低效的温床，在农业社会的行政效率下，王安石堪比现代金融体系的新法几乎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就以流传最广的青苗法为例，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将贷款额度作为政绩，许多奸佞官僚便通过强行摊派贷款的方式获得赏识，甚至借着垄断权收取比地主高利贷还高的利息。王安石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自己身为县令时基层试点大获成功，然而推而广之却变了味儿呢？其实也不过是几乎没有官员能像他一样清廉罢了。除此之外，变法中提出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也是类似的结局。本是由富裕地主出资购买田地，雇佣灾民在田地上改种桑苗的善政。然而，官僚地主显然不可能自己执行利民损己的政策，于是新法在地主与官僚的勾结下成为了地方豪强兼并土地的工具。免役法本意是改革不合理的税收"裁取者, 乃仕宦并兼, 能致人语之豪户"，在实践中却"下户元不充役, 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所铸, 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 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拓而已, 谷贱已自伤农, 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 则谷愈贱"。其他种种情况，也大略如此，不一而足。
这是典型的社会悲剧，官民两利的王安石在其中没有责任吗？或许是的。然而，有太多的恶政都是在"上行下不效"的官僚体制中产生的。当宏观问题暴露，就是"上级命令的问题"，微观问题暴露，却又成了"下面的人执行歪了"。王安石身为在这样的官场中摸爬滚打到了四十余岁的资深政客，会对官僚资本必然产生权力寻租与腐败的事实不知情吗？还是明明知道却依然一意孤行？神宗明明在心中更认可司马光"国富则民贫"的观点（朕意亦与卿同），为什么却又任命聚敛之臣，达成虚假的国库充盈与财源广进？借用网上常说的一句话，自欺欺人，非蠢即坏。在这一点上，神宗太后高氏与皇后向氏所谓"安石乱天下"，掌权后废止新政的"妇人之仁"反而比"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这一对尧天舜日，手足腹心要清醒得多了。
不仅如此，王安石在政治上与思想上推行的反动政策也成为了季宋党争的伏笔。其实王安石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官僚体制会导致新法推行过程中遭遇阻力甚至完全变质，因此采取了改革科举，选拔自己心中更可靠的人才的方式。然而，名为改变用人失当，冗员过度的现状，实则却成为了王安石将自己的《三经义》定为一尊的一言堂。目的是树立王学的思想专断和对王安石的信仰权威, 乃是禁锢思想自由的反动措施。时人这样写"而经义不合王安石, 则有司不敢取"。朝堂不仅被分为泾渭分明的新旧两党，还按照政见与站队互相谩骂，仁宗朝相对和谐开放的政治氛围被打破，而新旧党的倾轧也就此开始。在吕惠卿等人的操纵下，所有反对新法者，甚至中间派和支持新法但不阿附新党核心者全都被打成了敌人大肆迫害，王安石罢相后甚至连王安石也变成了重点打击的对象。当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也对新党采取了同样的反扑，固然是过度极端的措施，但是也是对新党迫害手段的同态复仇。时人说"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本是两位彬彬君子之间的路线之争却在这时彻底演化成了意气之争。司马光从二次为相到病逝不过一年有奇（元丰八年中至元祐元年九月），然而却在这短短时间内尽废新法，甚至连"熙和开边"的土地都被退守，政治路线之争彻底演化为了朋党倾轧，“有匪君子，如切如磋"的读书人彻底撕下了遮掩内心的宽袍大袖，投入了无穷无尽的攻讦，构陷与诽谤中，真可谓是斯文扫地。连苏轼听闻司马光的意气用事时都不禁大骂"司马牛”，可惜在一片撕咬扭打的猩红之中，这样理智的人还是太少了。到了哲宗，徽宗年间更是登峰造极，两党大员的门生故吏与朝廷新贵们仍然陷在这一个冤冤相报的怪圈中，随着上意变化你方唱罢我登场，宋帝国陷入半身不遂的无尽内耗之中。党同伐异早已替代了国计民生，"实行新法"成为了一颗政治毒牙，新法本身却成为了一纸空文。最终，劈向元祐党人碑的天谴更是为有宋一朝政治上最丑陋的一笔画上了难堪的句号。
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随着宋朝自上而下的彻底崩塌永远地尘封在了历史故纸堆之中，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呢？
四、悲剧的启示
首先，基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任何权力与枪炮都没法向经济基础与客观规律发号施令。任何的改革措施都不能忽视社会的经济基础。站在千百年后的观点来看，农业社会经济基础并非全如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所言那样生产力增长永远会被人口增长淹没。提升生产力是切实可行的。而要做大蛋糕，最应当做的就是扶植商业与商人市民阶级，不让官僚地主阶级成为一家独大的社会力量。
其次，自耕农是关键。中国古代是最典型的农业社会，自耕农阶级是最广泛，最基础的人口构成，也是朝廷首要的统治基础。东汉，唐朝，明朝，几乎所有的大一统朝代由盛转衰都由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而始。唯有强大的皇权才有抑制这一进程的可能，因而巩固皇权，用铁腕手段将天下田产牢牢锁定在自耕农手中，既是保护最广大的平民，也是政权的自我保护。
第三，切忌扩大垄断权。权力催生腐败，无限权力催生无限腐败，这是政治学上不变的铁律。作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王朝，宋朝并未大权旁落，更不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相反，应当去中心化，将更多被官僚地主阶级堵死的生财之道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最大程度压缩官僚地主的寻租机会就是最大的廉政。
最后，避免"手足相残"式的政治斗争最好的方式就是广开言路，多"房谋"而少"杜断"，多论争而少站队。不让公私德行成为污名化的借口，更不可以言举人，以人废言，让政见的分歧成为肆言詈辱的源头。所谓"法无新陈，便民者良，论无彼己，可久者确"诚不谬矣。
王安石变法是通往宋代政治经济万花筒的一面透镜，而其中折射出的世情冷暖时至今日仍让人感慨不已。赋诗一首，聊抒鄙怀：
鄞州垄绿晨依柳，汴府水墨夜窒波
焉有河清春入草，来催井水尽飞歌